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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小事村民协商说了算

发布时间:2020-07-13 12:24:13 阅读: 来源:底漆厂家

10月17日上午,梅州蕉岭县三圳镇芳心村村委会议室内热闹非凡,芳心村协商议事会第一次会议召开。

包括村民代表、党员议事代表、村两委干部、村监委会成员、村民理事会会长等54人,热烈讨论了村居环境整治、如何发展村集体经济等问题,45名村民代表还投票表决了该村2015年垃圾卫生费的收费标准。

2013年蕉岭县被列为国务院农村综合改革示范试点单位。在此基础上,蕉岭县与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展开深度合作,不断探索农村治理体制再创新,设立了协商议事会制度。

芳心村协商议事会的召开,正符合中央提倡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让村民们遇事多商量,在享受选举权、监督权的同时,真正行使决策权、管理权,是蕉岭县探索村级事务民主决策、民主管理的重要尝试,标志着“一核三元、四权同步、多层共治”的“蕉岭模式”初步形成体系。

民主决策

投票表决收卫生费

“村庄整体环境的治理需要很大的资金,单靠我们芳心村6万多元的集体收入,肯定是不够的。要多方集资,乡贤捐一点、村民出一点、政府得扶持点才行。”

“我建议由村里牵头成立农民专业合作社,帮助我们销售稻米和花生。”

“收垃圾的车应该搞个铃声,村民都不知道垃圾车来了。”

10月17日上午,芳心村协商议事会第一次会议热热闹闹地召开着。办公楼门口,几天前就贴出的会议通知上写着:“提升村级整体环境”、“村民理事会如何发挥作用”、“2015年垃圾卫生管理费收取”、“如何发展村集体经济”四项议题清晰地写在了通知里。

这是蕉岭县协商议事会制度设立以来,芳心村14个村民理事会会长首次齐聚一堂,与村民代表、村监委会成员、党员议事代表、村两委干部等一起商讨村中事务。黄上村(自然村)理事会会长戴育海对此十分期待:“终于有个平台能让大家交流经验了。”

根据设计,协商议事会所“议”之事,包括村级重大问题和涉及村民利益的重大事项,实行民主决策。按照这样的议事原则,村中大小事务均可由村民民主表决,实现“我的村庄我做主”。在这次芳心村协商议事会上,“垃圾卫生费是否涨价”成为村民们最为关心的问题。

“2014年垃圾收费每户50元,收取费用总额大约2万元,上级补助1万余元,而实际需要7万元左右,资金缺口3万到4万元。”芳心村党支部书记谢建祥介绍了去年垃圾收集处理费用的开支情况。谢建祥话音刚落,不少参会村民便交头接耳,商量起来。资金缺口虽大,但村民不一定愿意“涨价”。

“现在50元都有好多家收不齐,更何况涨到60元。”一名村民代表直言。此外,还有多名代表对目前的垃圾卫生管理方面提出了改进的意见。

“垃圾卫生费到底收50元还是60元,大家投票表决。”在随后的现场无记名投票中,拥有投票权的45名村民代表中,选择收取60元的人数为11人,选择收取50元的人数为34人。最终谢建祥在会上宣布:2015年度卫生管理费及垃圾处理费的标准仍为每户50元。

“我心里是赞成提高到60元的。”会后,谢建祥告诉记者,无论从市场价格还是村子情况出发,垃圾卫生费确实有提高的需要,“但既然是大家商量的结果,村委会肯定遵照执行”。

“村民协商议事会议融合了原来的村民代表会议制度,并将其功能进一步完善和提升,议事方式更加包容,参与主体更加丰富、多元,保证了村民的民主决策和民主管理。”蕉岭县纪委书记卢尧生说。

村庄嬗变

建了公园少了烂房

协商议事会制度顺利试行,离不开村民理事会的成功尝试。

2013年12月,芳心村成立了14个大小不一的村民理事会,其中最小理事会理事仅3名,最大的有9名理事,辐射4个村民小组。“村民理事会理事必须包含1名党员,以引导其向正确的方向运行,至于理事人数和构成则由村民自己决定,一般4到9人不等。”谢建祥介绍。

“我就是被‘赶鸭子上架’。”老家黄上村的戴育海曾在县国土部门工作,去年9月,已退休的他被村民选举为该村民小组理事会会长。但因早已搬进县城,当时他认为自己并不适合担任这一职责,“不过既然大家选了我,我一定尽心尽力”。

其实,村民们选戴育海的理由很简单:“他当过老师,有文化,又热心本村事务。”

戴育海上任后的第一件事,便是筹资重建黄上村村民祭祖必经之路上的一座危桥。戴育海带着理事会理事四处奔波“化缘”,努力争取乡贤支持。

“话费都打爆了,腿都跑软了,光广州就去了好几趟。”建桥预算13万,最终收到的村民、乡贤捐款共15万余元。

一年之后,戴育海不负众望,宽5米、长15米的桥已建好;祠堂前原本杂草丛生、堆放垃圾的一片空地,如今变成了一块漂亮的晒谷场,理事会下一步的打算是要建成村中的公共厕所。

提起村里的变化,68岁的圩尾下村村民徐永桂对理事会赞不绝口。徐永桂家住在祖祠“东海堂”附近,顺着水泥路往下走几步,就能看到在客家特有的“花头围屋”的包围下的祖祠“东海堂”。

虽然围屋早已无人居住,但看上去干净整齐,雪白的墙壁映衬着红色的木窗,极具特色。东海堂前水泥场上晒满了刚收割的稻谷,走入“东海堂”,白墙红柱,麻雀从天井中飞进来,在梁、柱之间翻飞,呈现出一派生机。

“一年前可不是这样。”圩尾下村民理事会会长徐永振介绍,围屋几十年都无人居住,年久失修;东海堂虽然略有修补,但由于缺少资金,一直未有整体修复。

让徐永桂更介意的是,东海堂对面的小池塘塞满淤泥,一潭死水,每到夏天附近村民都要忍受臭味的侵袭。如今,随着东海堂的修复,小池塘也被彻底清理了一番。

“村民理事会为村庄建设出了很多力。”谢建祥说,以前单靠村委会的力量,修路建桥这样的大事一年也就能做三五件;村民理事会成立后,目前已完成各类大小建设30多项。

四权同步

根源上预防“小官巨贪”

2013年蕉岭被列为国务院农村综合改革示范试点单位,但蕉岭在农村改革方面的尝试早已开始。

2007年,蕉岭县与南农实验课题组合作,在各级相关部门支持下率先创建村务监督;2013年,村民理事会制度在全县铺开;2014年,协商议事会试行……

“协商议事会试行填补了芳心村村民决策权和管理权的空白。”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执行院长邓大才认为,协商议事会的创新使得行政村级治理架构实现了“纵向到底,横向到边”—通过村民理事会衔接纵向深入到每家每户,实现了“纵向到底”;议事主体突破了原来的“村民代表”,议事内容更涵盖了与村庄有关的各类事项,完成“横向到边”。

在邓大才看来,协商议事会议制度在广东有着天然的土壤。“广东农村宗族传统保存较好,许多村庄里都保有‘老人会’等自发议事制度。”

协商议事会的确立,标志着“一核三元、四权同步、多层共治”的“蕉岭模式”初成体系。

蕉岭县纪委书卢尧生介绍,不断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强化村级党组织的核心作用为“一核”;在此基础上,协商议事会进行决策、村民委员会负责执行、村务监督委员会监督为“三元”;村民通过村民理事会、协商议事会实现“多层共治”。

“一些地方出现‘小官巨贪’,就是因为村民选举权、监督权、决策权和管理权得不到有效保障,村民的权利未能同步实现造成的。”卢尧生说,协商议事会制度能充分保障村民的决策权和管理权,继选举权和监督权之后,实现四权同步,从根源上预防村官腐败问题的出现。

对于芳心村首次协商议事会,邓大才评价“实现村民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方的一次突破”。“培养村民民主议事的习惯,当村民们行使民主议事权利成自然后,这套协商议事机制将自发在村庄独立运行,保证村民自主决策、监督和管理。”邓大才说。(记者 张婧 胡新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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