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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区域开放面临再调整《资讯》扩散膜

发布时间:2020-11-04 10:22:14 阅读: 来源:底漆厂家

【本文摘要】 浙江区域经济开放重心由区际化向国际化的转换,开始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到新世纪初叶两三年最终成型。推动浙江区域经济开放重心国际化调整的变局因素显然在迅速减弱,重返国内市场乃是大势所趋。

一、区域层面的经济开放,属于“二重”开放

经济活动空间转化或曰开放,在国民经济层次与区域经济层次的内涵不完全相同。早几年笔者的研究(赵伟,2001)提出,在国民经济层次,经济开放可单纯地理解为国际化或对外开放,但在区域经济层面,经济开放则属于某种"二重开放":一重是对外开放或区域经济国际化,另一重是对内开放或区域经济区际化。

"二重开放"是个客观存在,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客观存在却长期为经济研究者所忽视了。由此不无遗憾地看到,关于经济开放或开放经济的研究,几乎无一例外地聚焦于国际化或对外开放一边,而一国内部地区之间的开放则受到相对乃至绝对的冷落,进而鲜有将国际化与区际化统筹考虑的研究。关于这种情形生成的原因,笔者思考提出两个视野:一个是理论的。理论上来看,西方主流经济学之一般均衡框架长期内无法容纳空间因素,区域经济研究长期被排除在"主流"之外。即使在克鲁格曼、藤田昌久等创立了新经济地理学之后,主流经济学涉及到空间问题,往往表现出某种"二分思维":要么是有国家无区域的(比如主流国际贸易理论),要么是有区域无国家的(比如空间经济学)。另一个是历史与现实的。历史地来看,当代西方主流经济理论几乎全部基于成熟市场经济以往经历的现实,在先行工业化国家,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无一例外地要先于工业化经济起飞,国内市场的统一大多先于国际化。即使像美国这样的原本由一些分立的殖民地组合成的"合众国",建国伊始的宪法就力图排除限制区际贸易的人为因素,奠定了国内区际开放的制度基础。因此,对这些国家而言,区际贸易、区际开放并不在话下。

中国的情形与先行工业化国家极其不同。笔者早先的研究揭示:先行工业化国家的区域经济开放通常肇始于两个条件:一个是明确的私有产权制度,另一个是繁荣的地区(内)贸易。一般地来说,正是私有产权制度促成了区域性市场的形成和地区贸易的兴旺,而兴旺的地区贸易,则成为区际贸易(interregional trade)发展的支撑点。中国的情形则不然,改革开放初始,区域开放的这两个肇始条件都不具备:长期的公有制计划经济扼杀了这两个条件。限制区际贸易及区际要素流动的障碍,比之限制国际贸易及外资流入的障碍有过之而无不及,即使在改革开放30年后,对外开放业已获得巨大成功,但内部区际开放依然举步艰难,"地方保护主义"一度非常盛行。而内部区际开放对于中国地区发展以及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至关重要。

这样来看,原本在先行工业化市场经济国家不在话下的发展,到了中国,到了作为转轨经济的区域经济层面,却成了一个重要问题,因而值得予以专门研究。

二、浙江区域经济开放:以往路径模式

按照工业化进程中区域经济这种"二重开放"重心的变化,笔者曾鉴别出两种典型的区域经济开放路径模式:一种路径由国际化开始而落于区际化,另一种反其道而行之,由区际化发起而落于国际化。研究(赵伟,2002)还揭示,中国两大三角洲的"二重开放"路径模式截然不同:珠三角的区域经济开放路径模式,总体上带有先国际化后区际化的特征,长三角的区域经济开放路径模式,则带有先区际化后国际化的特征。在笔者看来,长三角之先区际化后国际化的二重开放路径模式,浙江最为突出,江苏其次,上海又其次。实际上区域经济开放的长三角路径模式,最初主要是由江、浙两省民间力量蹚出的,其中浙江在区际开放方面的捷足先登,起了较大的区域示范效应。

由区际化而国际化的浙江区域经济开放之路径模式,可从两个进程的区域比较中较为清晰地看到:一个是区域产品市场空间结构的演进;另一个是区域投资来源结构与流动态势变化。前一个比较可以对外贸易扩张为基本线索。具体到浙江,可以两个数据为基本依据:一个是外贸规模变化轨迹;另一个是外贸依存度变化轨迹。统计数据的"时间序列"显示,改革开放迄今的浙江外贸,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的扩张:(1)1991年之前的起步阶段,期间外贸进出口由区区几千万美元扩张到38亿美元;(2)1992年至1999年的渐进扩张阶段,期间外贸总额和出口总额双双突破百亿美元,1999年外贸总额183亿美元,出口128亿美元;(3)2000年之后的超高速扩张阶段。短短数年时间,外贸总额和出口总额双双突破千亿美元大关,2008年分别为2112亿美元和1543亿美元。外贸规模扩张的三个阶段意味着,浙江商品市场结构发生了由基本依赖国内向高度依赖国际的转变。

外贸绝对规模扩张的上述演进,反映在相对规模变化上,是外贸与出口依存度的变化轨迹。同样的时间序列数据显示,1988年之前,浙江外贸依存度和出口依存度均低于10%,1993年之前均低于20%,1999年前者低于30%,后者则低于20%。但进入新世纪之后,依存度直线上升:2003年分别达到54%和36%,2007年则分别达到75%和54%。这种变化意味着,对外贸易因而外部市场对于浙江经济的重要性,是由最初微不足道的程度渐次提升的,越到近期其重要性越大。进入新世纪以来,浙江一半以上的GDP实现,对于国际市场存在不同程度的依赖性,国际市场对于省域经济运行的重要性,或已超越国内市场。

外贸扩张轨迹及区域经济对于外贸依存度的演进轨迹,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浙江产出市场依赖重心由国内向国外变化。这里的逻辑联系是不难推断的:相对于国民产值规模的外贸依存度持续上升,意味着区域产出对国际市场依赖程度的绝对上升,反衬出区域产出对于国内市场依存度的相对下降。

另一个是投资流动视野。投资来源结构与投资流动变化方面,直接投资流动是个重要线索。这方面有三个数据可资利用:(1)区域利用FDI规模变化。转型30年来虽然浙江引进外资政策环境与江苏、山东等沿海省份大体一致,但实际规模远远小于江苏,甚至小于山东。在1992年之前可视为一个探索阶段,此前全省累计引进FDI仅10亿美元左右;1992年之后可视为起步与较快增长阶段,但直到世纪转换前后,年度FDI流量为20多亿美元,规模与山东不相上下,远远少于江苏;进入新世纪之后可视为快速增长阶段,年度引进FDI由20多亿美元猛增到百多亿美元。但浙江引进FDI远远少于江苏,甚至少于山东。(2)区域投资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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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外资的依赖程度。前已论及,浙江工业化中前期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就在于资本的内源性,对内资依赖有余,外资依赖程度相对乃至绝对的低。纵向考察可以发现,这种状态在1992年之后才有所变化。具体说,在1992年之前,除个别年份而外,外资占浙江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一直在4%以下,1992年之后迅速攀升,超过了10%。那以后连续多年保持在9%-12%之间。(3)FDI对于区域经济活动的重要性。可从两个指标的变化看出:一个是区域经济之FDI依存度,即FDI流量占当年区域GDP比重。这个比重在1992年之前一直不到1%,1992年到1995年攀升到3%以上,那以后直到2003年多年保持在2%-4%之间,2004年以来则持续保持在4%以上。另一个是外资企业在浙江对外贸易中的重要性变化。纵向来看,上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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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资企业在浙江对外贸易中几乎没有影响,只是进入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其影响才迅速得以提升,外资企业出口占全省比重先后突破10%和20%。进入新世纪以来进一步突破30%,近期则已上升到1/3以上。

区域经济国际化时间序列变化,清晰地勾勒出浙江区域开放国际化后来居上的演进轨迹,如若留意到如下背景,则可以认为,浙江区域经济开放所取路径,带有先区际化后国际化的鲜明特征:在外贸外资快速扩张之前,即自改革开放初期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浙江人率先建立了一个覆盖全国的低档工业品经销网络,这个网络既是个庞大的商品销售系统,也是个庞大的国内市场信息交换与资源吸纳系统,由此率先形成了区际开放的格局。正是在建立初步的区际开放系统之后,"浙商"才大举进军国际市场的。这一点与沿海许多地区不同,尤其与珠三角地区明显不同。

三、浙江区域经济开放:处在新的转折关头

纵向考察不难看出,浙江区域经济"二重开放"重心由区际化而国际化的转换,开始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到新世纪初叶两三年最终成型。客观地来分析,区域经济开放重心的转换,并非浙商们主观意愿所为,在很大程度上是当时的"形势所迫"。具体说是由三个彼此呼应的变局,促成了浙江企业与制造业的市场调整:

第一个是国内市场变局。最大的变局是"短缺经济"的逝去与"过剩时代"突然降临。大体上在1996年、1997年之后,中国明显地告别了计划经济时期的顽症--货品短缺,尤以一般消费品市场逆转为先,浙商所从事的重头制造业,恰恰系传统消费品制造业。伴随短缺经济逝去的是企业间债务链条的凸显,"三角债"一度蔓延,企业深受其害。正是国内市场的这种"变局",促使大批"浙商"寻找出口机会,由此开始了大规模的国际化探索,这种探索主要围绕输出商品展开。

第二个变局是国家层面关于沿海区域对外开放战略的调整,最大的调整是以上海浦东为龙头的长三角对外开放战略的推出,由此将早期仅限于珠江三角洲等地区的对外开放部分优惠政策施与浦东及其邻近地区。这对浙江的对外开放产生了较大的示范效应。客观地来说,恰是上海浦东开发与开放,带动了整个长三角地区的对外开放,在这股开放浪潮中,浙江民营企业受益颇多。

第三个变局是加入WTO。这方面对浙江经济国际化最有力的刺激,当首推外贸经营权的放开。原本由国家外经贸主管部门控制的外贸进出口经营权,对民营企业进入限制最多,随着加入WTO尤其是兑现入世"承诺",外贸经营权由严格审批而渐次放松,直到最后近乎完全放开,由此刺激了浙江民营企业的进入,推动了浙江区域经济的对外开放。

显而易见的是,上述诸因素的"合力",推动了浙江经济微观主体市场定位的率先转换,越来越多的企业涉足国际市场,由此汇聚成巨大的能量,掀起了区域经济国际化开放浪潮。与此同时,新世纪初期中央政府推出的"走出去"国家战略,也刺激了浙江民营企业的国际化。恰是这种持续的国际化浪潮,促成了浙江区域经济"二重开放"重心的转换,由早先的片面倚重区际化而转向倚重国际化。大量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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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到了新世纪初叶,除了乳品饮料、保健品等少数制造业行业而外,多数行业的企业都在倚重外贸,对于浙江许多行业的企业而言,国际市场远比国内市场重要得多。前者最典型的要数哇哈哈、青春宝等企业,后者从打火机、领带制造到服装、鞋袜,从圣诞蜡烛到电动车制造,应有尽有。到了最近的时点即2008年,浙江进出口总值高达2112亿美元,其中出口1543亿美元,外贸依存度高达67%以上,出口依存度超过50%,仅次于广东省。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同样到了最近的时点即2008年,上述推动浙江区域经济开放重心国际化调整的变局因素显然在迅速减弱,取而代之的则是相反因素的显现。所有因素中也有三个变局因素最值得注意:其一是国际市场变局。最突出的变局是"made in China"之大宗--低附加值制造品--市场趋于饱和,扩张空间越来越小,受到主要贸易伙伴政策的打压越来越多,贸易净福利销蚀殆尽。表面上看,这个变局由一场空前的世界经济衰退引发,实际上衰退只是个导火索,将早已潜伏的约束条件明朗化了。实际上还在此次衰退发生之前,"中国制造"在全球市场面临约束格局就已经形成,依赖低成本扩张的中国货成了"价廉物美"(cheap and good)的代名词,这中间浙江占了很大的份额。

其二是政府政策变局。还在此次衰退发生之前,中央政府就已经在开始花力气刺激内需了,鼓励出口抑制进口的贸易政策调整首当其冲,2008年之前多次降低出口退税率就是最明确的信号,只是后来突然发生的危机打断了这种政策调整。

其三是国内市场变局。随着中国人均GDP突破3000美元,沿海多数地区突破5000美元,国内大众消费浪潮正在形成,13亿人口意味着中国具有全球最大的潜在市场。这一点全世界有远见的企业家几乎都看到了,这一切都在形成新的约束条件。与上一次面临的形势相似,这些新的约束条件及其变局,无疑在刺激浙江企业做出新的选择。新选择的一个明朗出路无疑是重返国内市场。这一点无疑乃大势所趋。如若仔细研究案例便不难发现,一些有远见的企业已经在这样调整了。可以预料的是,企业层面的调整势必将再次改变浙江区域经济二重开放的重心!

赵伟(作者为浙江大学教授、博导,浙江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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